五四运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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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历史性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只有完成第一个任务，才能为实现后一个

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五四运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这个斗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关节点。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始于1840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80年里,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或瓜分中国的图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而五四运动以后的90年间，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走的是一条上坡路：经过30年的奋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又经过60年的努力，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综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

五四运动承接和延续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并把这个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样的口号;与此同时，这个运动还坚决要求罢免北洋军阀政府中的几个亲日派官僚，并且进一步主张进行社会改造，提出了“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确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和思考。

第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过，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这个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向全国推广，使“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第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1914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任何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期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乃至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领导骨干。

正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种新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它才能够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曾具备的特点。

二

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又深远的。

首先，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急速地趋于破灭。这个经历，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去探求中国的新的出路。它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他们的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瞿秋白在运动过后不久就讲过，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当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一样，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始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那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就有一批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尽管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为数不多，他们的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是，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革的预兆和前奏。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其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北京的邓中夏、瞿秋白，长沙的毛泽东、蔡和森，天津的周恩来等。他们是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骨干。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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