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节

中国国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节是关于板报设计素材 - 节日文稿方面的资料,

　　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卫生机构的主管俞云岫，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取消旧医药（那时中医中药被称为旧医药）,全盘否定中医中药。如果取消旧医药被确定的话，治病用药，只能是西医西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中医中药就会被遗弃，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当时在医学界引起非常大的振动，大量的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为此以“中医药界奋斗号”一刊发起了对取消旧医药的抗命。在同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二百多个团体，三百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大会，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上南京请愿，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民心民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

　　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上海是“国医节”的发源地。

　　详细：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一、 北洋时期的首次抗争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而对这种情况，上海 “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

　　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逶迤，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二、国民党时期的废止中医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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