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古文运动

唐代散文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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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的发展变化并不同步。当诗歌已经高度繁荣的
时候,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开始。文体文风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
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
,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
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习惯上把它称为“古文运动”。

1、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都提出过文体复古的主张,但都未尝产生实际的影响
。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在唐代影响很大,但其时并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
遍风气。文体的由骈而散,在开元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作为一种改革思潮出现
,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
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
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
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
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
”(《叙诗寄乐天书》)韩愈放言宣称:“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氿澜。”(《龊龊》)连那位以穷愁悲吟著名的孟郊,也成为“壮士心是剑,,暮思除国仇”(《百忧》)的高唱。陆质、王叔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洎、李绛、裴度等都在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政议政,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唐初修《五经正义》,重
章句之学,而疏于义理之探讨。这对于儒学的发展与致用是有碍的。当时刘知几和
王元感曾提出过批评,却未能改变此种守章句的学风。安史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
急剧变化,儒学开始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独孤及、柳冕、权德
舆等都持这种主张,而这种新倾向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
他们对《经》的理解,是越过传注而回归《经》本义。这就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
探讨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和致用。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 贞
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
推重。愈从其徙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
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
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当然,
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
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
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
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
寺庙广占良田,僧徙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
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
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
柳宗元也是重新阐发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与韩愈有所不同的是,他对所谓
儒家“道统”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排斥佛教,他更重视的,乃是源于啖、赵学派不
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曾师事陆质,受到他的直接影
响。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明言:“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
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柳宗元在《送徐从事北游序》在指出:“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这些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柳宗元等人通经以致用的治学特点。
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早在肃宗、德宗朝,李泌、
陆贽等人的整顿纲纪,杨炎、刘晏等人的财政税法改革已肇其端绪,此后杜佑以“
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的主张。永贞元年亦
即贞元二十一年(805),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
批进步士人,发起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王鸣盛《十七史商
榷》卷七四)。这场运动在多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致
力于王朝中兴的内在精神,却直接影响到此后元和一朝的政治方向。元和一朝,继
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此改革措施,如禁止供奉、减免赋税、精简冗官,并在一定
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与此同时,倾全力解决藩镇问题。唐宪宗先是采纳宰相
杜黄裳“以法度整顿诸侯”(《旧唐书.杜黄裳传》)的意见,大举出兵, 在不长
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诸处叛乱,后又倚重宰相裴度,经过长期战争,
平定了淮西叛乱,迫使成德、卢龙诸藩相继归顺朝廷。“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
于复振”(《新唐书.本纪第七》)。可以说,上述财税、政治、 军事等方面的变
革,既有力地促使唐王朝走向中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所有这一切,又
无不与广大士人志在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紧相关联。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
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
来。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
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
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
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
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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