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道”关系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分合论争兼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谈谈“文”、“道”关系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分合论争兼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是关于初中学习 - 初中语文 - 综合语文教学资料方面的资料,


浙江省舟山中学 厉敏

在古代，那些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染的士大夫们，竭力主张“文道统一”、“文以载道”。当然，他们所谓的“道”，是封建伦理道德之“道”，儒家义理道统之道；而“文”，则是指旧时的辞章规范，甚至是八股的一种僵化了的程式。

1903年癸卯学制后，“中国文学”作为独立设置的学科，也涉及到了“文”、“道”关系。起初，“道”的部分，有专门“修身”、“读经”之类科目予以灌注，而“辞章”或“中国文学”，其主要任务便 是熟悉和探究各类文章及诗词歌赋的作法。民国后，学校取消了“读经”，在“国文”、讲文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文”和“道”又由“分”而逐渐趋向于“合”。

“五四”时期，新旧两派的激烈文化斗争，在语文教育阵地也有过强烈反映。革新派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一度曾以社会问题为中心自编讲义，在课堂中组织讨论；一批企图挽回封建道德颓势的遗老遗少们，又竭力鼓吹“读经”，想把语文教学重新引入宣扬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歧路。旧派固然割裂了“文”和“道”的统一关系，力图以陈腐的思想扼杀方兴未艾的国文、国语教学；新派则把“道”强调到了脱离“文”的不适当位置，“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

解放初期，“国文、”“国语”的学科名称被“语文”所取代。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与辛亥革命后国文教材改编举步维艰的情况相比，建国初期，语文教材建设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教材内容富有思想性，教学内容进步、健康、丰富、新鲜，清除了旧时国文课本中的陈腐、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当然，由于时间仓卒，在巩固革命政权的特定历史时期又很难避免要特别强调政治因素。

随后，在全国开展“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中，许多教师感到语言、文学混教不符合语文教学规律，提出分科教学的意见；随着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关于《红领巾》教学意见的发表，要求语言、文学分科的呼声越来越高。1956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文教学会议，并分别颁布了初级、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学作文教学初步方案（草案）》。自此，汉语文学分科便在全国全面推开。从大纲和后来的教学情况来看，这套教材在我国普通教育里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显然侧重于“文”的知识、技巧和能力的传授，文学教材分量较重，偏重文学的要求；汉语教材缺乏重点和语言实践的指导，“道”的教育明显淡化，《大纲》虽指出文学作品的教学必须通过艺术形象感染学生，“进一步扩大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但“道”与“文”相比，处于从属和辅助的地位。这次教材改革，虽因政治形势变化和教材本身尚有不足而中途夭折，但这次改革还是很有意义的。决不能像1957年那样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

1958年，语文教学也受到“左”的错误思潮的极大冲击。在指导思想上强调语文教学要“为政治服务”，甚至认为每教一篇课文都要解决学生一定的思想问题，把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任务提到了极不恰当的位置。课文选文每册仅十几篇，古典文学作品极少，“五四”以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品除鲁迅外基本不收。主要的课文便是毛泽东著作及反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歌颂“总路线”的作品。课文选文标准几乎由“政治标准第一”，演变为“政治标准唯一”。这里“道”代替了一切。而“道的内容又是空洞的、教条的、极“左”的，不是语文教学真正应该渗透的“德育”，即道德品质、人格、素质等内容。

60年代初，国家经济调整时期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教育战线也逐步摆脱“左”的影响，认真总结“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教育规律，逐步回到教学改革的轨道上来，语文的工具性的观点，逐步成为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加强“双基”的口号，被明确提出。1959年6月5日上海《文汇报》开辟专栏，首先展开了“关于语文教学目的的任务的讨论”，这场广泛的社会讨论波及全国的许多省市。这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范围最广，历时最长的一场被称作“文道之争”的社会性大讨论。纵观当时对“文”、“道”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㈠以文为主。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语文知识教学是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或主要任务，他们的理由是：一门学科的目的任务必须依据学科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忽视这种特点，就等于取消这门学科。

㈡以道为主。持这类见解的人认为，语文学科有强烈的思想性，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思想教育。有的人依据“政治是灵魂，是统帅”的论断，肯定思想教育是语文教学的“灵魂”。

㈢文道并重。持这类见解的人认为，语文学科兼具思想性与工具性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两者都重要。

持有这三类不同见解的人，都各自从一定的角度和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来论述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的。主张“以道为主”的人，十分重视语文课中应有的思想教育，他们指出“不能忘记，我们的教学必须以艺术力量感染学生，要求学生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认识生活，也不能忘记，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作家和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主张“以文为主”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还不能指出“政治挂师”并不是政治可以代替一切。主张“文道”并重的人，虽注意到了持以上两种观点的人的意见有某些偏颇，但是，他们对语文教学的双重任务等量齐观，也受到了有些人的批评，“评文教学的任务应该有重点”，语文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的任务。“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教学”。“学会了文就学会了道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这些提法较能为广大语文教育界所接受。

1963年5月，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通过比较1960年七年制语文教学大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大纲的提法较为正确地反映了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体现语文的工具性来达到语文学科的目的，完成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

“十年动乱”时期，教育部门成了重灾区之一。语文课本的选材范围夹在极为狭窄的空间之内，教学内容自然成了“突出政治”的附庸了。教材中马恩列期毛和鲁迅作品占50%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学生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实际，甚至连教师也不易读懂。而且，“大批判”“戏曲”“总结”之类的文体安排在初中，完全脱离学生实际。而思想方法简单化、极端化，不顾历史事实，随意批判，乱评历史作品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一切，无一不是“突出政治”在语文教材编写中所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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