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细微处重读《老王》

于细微处重读《老王》是关于初中学习 - 初中语文 - 综合语文教学资料方面的资料,


东海舰队子女学校 冉韦

作为一名从初中过渡到高中的语文老师，在对苏教版必修三“底层的光芒”之《老王》进行备课时，，发现这是一篇学生在初中时曾学习过的文章，这就不得不思考，应如何教出新意。让学生收获与初中时所学这篇文章的不同感受，找到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的不同之处；如何使学生在重读时能够激起共鸣，而不至于觉得没有再次学习这篇经典的必要，从而产生一种对高中语文抵触的情绪。

记得自己在初中教《老王》时，主要围绕“善”和“苦”字来把握文章，抓住人物特征，典型事例，生活片段，并用了两个填空题的形式来概括：老王是一个 的人，表现在 。“我”是一个 的人，表现在 。最后倡导大家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关注身边的弱势群体。教学的目的在于明确文章的内容，理解文章的内涵。当时觉得这样教早已足够初中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了，因此还沾沾自喜了一把。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课堂上学生都是一味地在寻找课文内容，而人物的性格特点早已由老师告诉学生了，这样少了学生应有的思考，应该来说这样的教学方式体现的是课堂的主体已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了。如果高中阶段我任然这样教下去，或许不是睡倒一大片，就是让上课认真听课的学生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将同一篇文章都选入初中和高中两个不同的阶段，不听课的学生会更没有兴趣听下去，他们会认为初中都学习过的，甚至有可能会片面地认为高中语文也不过如此。这就对我们高中语文老师提出了挑战，需要用新的教学方法来适应高中学生。我知道作为老师的我们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因为正如世界上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的一对树叶一样，人海茫茫，教诲无涯，我们既找不到两个完全相似的学生，也找不到能适合任何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这就需要我们作为教师的去关注、去研究学生的差异，以便找到个性化教学的科学依据来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案，同时还需要对教材进行深入的理解与备课，这样的教育教学行为才能真正得到学生的认可，学生才能够有所收获。伴随着一步步走进新课程，我不由地对自己过去的教学思想和行为进行深深地反思：那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津津乐道为“改革”的种种说法和做法，以新课程的理念加以审视，我如坐针毡、恍然而有所悟。然而今天却有机会使我重读并且重教《老王》，我知道要想教好这篇文章甚至教好高中语文的压力。对于这篇文章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需要让学生再次感受或深层次感受到底层劳动者带给我们的感动，让底层的光芒熠熠生辉；让学生学会用善良去体察善良。基于学生对课文的熟悉及认知能力的提高，如果再次让学生复述课文，已毫无意义，我想对于这篇文章于细微处品读，或许能让学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于标题解读《老王》

“老王”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称谓，只要你姓王就能称呼，即使现在不能称呼，将久也要称呼，足可见文中“老王”之普通。老王不知何许人也，文中只有姓没有名，家事也仅略知一二，而文章选题也仅仅是老王，没有任何的修饰。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面对这样的人应该很多很多如清洁工、街边的小贩等农民工团体。而杨绛先生却能够关注到这么一位来自底层的人力车夫，并极尽歌颂老王的质朴善良，字里行间也自然流露出自己对老王的爱与同情。我想与杨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小受传统文化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许是孔老夫子“泛爱众”思想深植于心的原因吧。因此这种爱非常自然，行文中才会有一种大爱无痕的感觉。因此，从标题中我们便可以感觉到了老王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小人物，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惊天之举”，然而他却给作者一家乃至这个社会带来了感动。



第二，于写作背景细读《老王》

杨绛说这篇《老王》是“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文革”这一特定的时代让原来“常坐老王三轮”的我到“我自己不敢乘三轮”。这一变化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早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不敢“坐劳动人民拉的”车，不敢“骑在人民头上”。这些不和常理的论断以及作者前后的变化无不从侧面反映了老王不怕被连累，真诚关心杨绛夫妇的善良。我想这是老王及“老王们”不懂世俗的政治智慧，这些所谓的“慢脑袋”，他们却能够遵从人性的原则，这或许是底层人物成为社会道德基石的根源。

然而“小插曲”同当时整个时代的“主旋律”是并不协调的，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老王的行为就是一个“非主流”。集体化、国家化、公有化的主旋律与之对应的老王却是失群落伍的单干户；打击、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旋律与之对应的却是老王偏要给杨绛一家送人、送冰、送钱、送蛋，多方关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主旋律与之对应的身为标准劳动人民的老王却处于贫困、病痛、孤身依旧之中。这一系列的矛盾本就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一般而言，底层劳动者在“文革”那样的动乱年代里，趁乱捞取一把的大有人在（无论是地位上的还是经济上），利用政治上的优势为自己获得利益，或是显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那个年代里司空见惯。即使安分守己，大多数人也会和作者夫妇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面对那样的一个“恶的时代”老王也是可以选择追随主流的，他可以像别人一样打压甚至欺负杨绛一家以换取某些利益，然而他对曾经帮助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家，选择用善良回报善良，而不是以恶报善，我想老王个人作出的抉择是基于人性意义的善，“另类”的老王或许不明白那么多的大道理，但他一定知道什么叫用善良回报善良。

“文革”对于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打击是巨大的，几乎是毁灭性的，其实反过来说对于老王们他们的命运也同样是不幸的，他们属于“同是天涯沦落人”。时代让原本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产生了同命相连的“大爱”，所以这篇文章不仅仅写了一个人的善良，更是写了一个异常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异常善良的人的怀念，是写善良的人们在特定时代里的相互取暖。值得幸运的是这个“小插曲”能够存在，民间的道德基石才不至于崩溃。正如一位网友说到“把太多人当老王，自觉可笑；而不承认老王的存在，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就没有获得救赎或自我救赎的机会，最终万劫不复”。时代变了，但仍然看出“老王”们是稀少而珍贵地存在着，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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