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文教学的“事后性”理论

关于语文教学的“事后性”理论是关于初中学习 - 初中语文 - 综合语文教学资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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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芥舟 - fangjiezhou )
发表日期:   2002-08-06 22:55

关于语文教学的“事后性”理论 
姜广平 

语文教学发展到今天，仍然存在着很多理论上的盲点。盲点的存在，使更多的语文教育理论家和广大语文教师对一些未知的领域不敢贸然接触。 
譬如说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现象：学生如果两个月不上语文课，那么到时，语文水平并不见得会差多少。甚者，还有可能比其他学生考得更好。过去，将这种现象归纳为语文教学的无序性。同时，又将这无序性提炼出语文教学的一个骇人听闻的缺失：语文教学处于少、慢、差、费状态。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论阐释与正面揭示，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 
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以这一点指责所有的语文教师便大错特错了；同理，如果以此非难语文贬低语文就更大错特错了。 
语文教学有很多缺失，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语文教学的缺失呢？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看。不但不能这样看，可能，我们从这一现象还会提炼出一个重要的语文理论，那就是语文教学的事后性理论。 
语文教学的事后性理论是从弗洛伊德学说里移植过来的。弗氏的学说基础是泛性欲观。 他的学说中有个基本概念就是“压抑”。所谓“压抑”就是压抑性欲，把se情欲望压到心灵的潜意识深处。 梦是性欲的满足，欲望的化装，被压抑的欲望可以在睡眠中以梦的形式得以出现。弗洛伊德的重要贡献便在于他无意识问题的阐述、潜意识存在的论定及梦是人的愿望的达成的论述等几个重要的心理学成果。弗氏从临床实践而得到的这一些理论总结，如果与语文教学相比，其实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为语文教学同样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实践性在于，语文学习，必须引导学生阅读与写作。而且在阅读与写作之间，纵使不存在源与流的关系，我们也必须承认两者之间的积与发的关系。而这两者以及两者的结合都是极具实践意义的。 
弗洛伊德在研究爱玛病例时所发现的所谓“事后性”：即原初的震惊感是储存在无意识中的，它的作用并不当即发生，而是被延迟到数年之后。这一理论很好地揭示了语文教学的特点。 
笔者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时，注意到了弗氏理论对先锋文学的影响。中国先锋主义者们大多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从语言学的意义看文化大革命，文革其实是一个将元话语的威胁强加于每个个人的时代。这种威胁，作为心理的攻击，经过十几年的积淀，最终成为先锋派作家们试图描述的东西。中国的批评家们已经认识到文革话语的不可估量的历史力量。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文革话语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对每个个人来说既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又具有了强烈的暴力性。对文化大革命中话语性暴力的强调也同时表明了这种暴力对民族所带来的创伤程度。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治迫害和精神压制都是在文革话语的辉煌名义下施展的，既然文革话语在灾难之前早就预设了废墟的基础，中国先锋文学对创伤性的敏锐的把握或触摸，不能不说是从对文革话语的记忆痕迹那里来的，这种记忆痕迹在无意识深处存留了恐怖的元话语的袭击。这是从无意识层面对文革语言的研究。如果我们还想从作品里寻找到这一影响的影子的话，我们发现，除了像早期余华、残雪等人的作品以外，近期的作品则有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坚硬如水》发表于2001年《钟山》第一期，并被列入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而这些小说作品又显然与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有着天壤之别，这些作者，大多不像前辈作者那样有着文革经历。年长的阎连科生于1958年，其他大都生于六十年代。但他们的作品里对文革反映如此深刻，只能认定文革有着一种历史性的穿透力。其社会心理的袭击是非同小可的。 
西方文学里这样的情形就更多。受弗氏影响而形成的精神分析小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茨威格则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在他的名作《象棋的故事》里，主人公自我排遣的下象棋的手段实质上从后来的发病看，过去那种自娱的手段很多年后则完全是一种法西斯逼迫下的自我施暴。 
文革话语的暴力性特点，或者说文革话语的功效，它在无意识中输入了精神创伤的感受，这种感受并不直接爆发反而往往延迟许久才产生效应。这正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所谓“事后性”。因此，如果忽略了文化大革命的话语体系所具有的事后性，研究中国先锋文学将是徒劳的。文革话语的袭击恰恰能够同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的性攻击相比拟。 
在这里，我们要十分注意的是，不直接爆发反而往往延迟许久才产生效应，是这种暴力性话语的主要特征。这其实与语文教学中的一种现象极为相似：内蕴极深的语文教师讲出的一句哪怕是很普通的话，可能都会让学生要消化很长时间。这其实就是语文人文色彩的重要的表象特征。与之相关的理论佐证是黑格尔关于格言的分析。黑格尔认为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句格言的理解会因人的经历、感悟以及其他一些人生因素而有了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阅读文学名著时也有同感。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弗氏理论是基于性的攻击性分析而得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不可移植。只不过，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影响是呈负面形态的，而在移植到语文教学中则呈正面形态。 
语文教学语言的正统语系与高大外形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刺激。这在美学上讲就是所谓的“崇高”。很多独具特色的语文教师极具个性的语言在学生的灵魂深处引发了精神风暴，从而影响学生喜欢上语文。这就是崇高的快感所带来的对语文的钟爱。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对语文的钟爱，很难从人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里逃逸。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语文教师的语言并不是每一句话都能被学生迅速捕捉并及时消化的。语文教师的话语外貌有时因为过于巨大而无法把握，过于“成熟”和普遍而无法为（尤其是成长中的）个体所理解，过于华美而无法让学生及时掌握与模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话语会丢失，恰恰相反，这些话语会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合在学生的心灵里产生作用。所以，我们注意到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所有学科教师中，只有语文教师对一些学生的影响很大有时甚至是一辈子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另一个更其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学生在阅读中如果接触到一些特定的或为自己所特别钟爱的文学作品，那么这本书的影响我们是不可以低估的。应该看到，很多作品或者书籍，是会引发起灵魂深处的革命的。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生的方向。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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